1943年1月,正当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几十万军队准备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经过了数年精心策划、秘密组织的陇右汉、回、藏、东乡等民族联盟反蒋起义(简称“甘南民变”),终于在甘肃陇右洮河、渭河、大夏河流域地临洮、康乐、临潭、渭源、陇西、洮沙、宁定、和政等县爆发了。这时,统称为《西北农民义勇军》的三万七千汉、回、藏、东乡族起义农民,在起义军总司令王仲甲、副总司令肖焕章、马福善(回族)、肋巴佛(藏族)及各路农军司令、师长、团长的率领下,分别从三河流域地八个县,掀起了甘肃近百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多民族联盟起义斗争运动。
同时,1943年春,日本侵略者向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大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曲线救国”的反动策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实行围剿和经济封锁。同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向广大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崩溃,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特别是甘肃南部地区的广大回、汉、藏、东乡等民族的人民,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早在1940年秋,自幼饱尝人间疾苦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怀有刻骨仇恨的肋巴佛,在卓尼县康多、杓哇一带秘密串联藏、土、汉族贫苦农牧民,成立了“措登措哇”(七部落组织),将有枪有马的人组织起来,暗中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商讨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策略。同时,他也开始“重武轻经”,广交临县的王仲甲、马福善(回)、毛克让、肖焕章等人和当地的王万一、汪鼎臣、任效周、黄健伟等人。为了得到武器,还结识了国民党驻武都骑兵独立营营长张英杰(临夏和政人,哥老会成员,人称尕张)的支持,共商如何在民族地区起义的大计。
1942年,肋巴佛组织的“措登措哇”日益壮大,影响面越来越广。在此形势下,肋巴佛率领当地农牧民喊出了“官逼哩,民反哩,家家门上钉板哩”(指钉门牌)的口号。于是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日晚,在临洮苟家滩召开了秘密会议,约定在1943年清明节(4月6日)发动全面起义。
1943年3月22日,由于冶力关祁帮等人急不可耐地缴了冶海乡乡长赵虎臣的乘马,惊动了临潭县国民党政府,致使起义泄密。肋巴佛闻讯后,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并于汪鼎臣、黄健伟紧急磋商后,一方面派人去联络八角村任效周和康乐县缐家湾村的王万一;另一方面向冶力关、斜角滩、足古川、甘沟等地发出命令:“官逼民反,死里求生;一家一人,跟上造反!”。3月27日,王万一率领康乐县杨家河300多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冶力关。3月28日晨,“饥民团”3000多人在肋巴佛、王万一、汪鼎臣、任效周等人的率领下,先在常爷庙祭祀“常爷”,并以常爷庙的“龙神”大旗作为“饥民团”的帅旗。下午,义军在冶力关泉滩召开誓师大会,推选肋巴佛任总司令,王万一、汪鼎臣、任效周为副司令,李士俊为参谋长,下编2个师(王万一任第二师师长)、3个团、3个营。大会宣布起义的宗旨是:“抗日反蒋,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天灾人祸,饥民遍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进军的目标是:先打县城(临潭县城),后到武都接尕张(即张英杰),然后去延安投靠共产党。
3月29日凌晨,肋巴佛率领300名骑兵打先锋,直捣新城,至天黑时,义军已将全城围困。翌日拂晓,王万一率12名义军以赶早营为名混入城内,并鸣枪报信。埋伏在城外的义军纷纷一涌而入,使守城之敌猝不及防,溃退到县政府院内。经义军奋勇追击,县长徐文英被义军追到南门庙击毙;同时,义军还相继捕杀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廷栋和邮电局长苟克俭等5名罪大恶极的官佐。义军占领临潭县城(新城)后,释放了全部囚犯,并开仓分粮,赈济贫苦农牧民,对城内居民则秋毫无犯。起义军攻克新城后,随即撤离县城,王万一随肋巴佛领导的起义军,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迅速撤离县城挥师东进,开往石拉路、大桥关山区进行短时间的休整,起义军迅速壮大至4000余人。然后起义军突破石门口封锁到达甘沟,翻越大岭山回到冶力关,渡过洮河在会川县峡城乡门楼寺一线与等候接应的王仲甲、肖焕章、毛克让、马福善率领的起义军胜利会师。随后,肋巴佛协助王仲甲部又袭击了会川、渭源等伪县城,于三月下旬东进陇西首阳镇,与渭河地区两万起义军实现了会师。五万起义农军主力继而挥师北上定西、榆中、洮沙等地,于四月下旬返回到临洮山区。
会师后,起义军正式命名为“甘肃农民抗日救国军”,提出的纲领是:1、甘肃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抗战到底!;2、纳不起粮,缴不起款,雇不起壮丁的人团结起来,打倒谷正伦、朱绍良!;3、被虐待而死亡的壮丁家属团结起来,打到兰州,报仇雪恨!;4、甘肃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不受贪官污吏的压迫!;5、打倒贪腐无能的政府,建立廉洁清明的政府!;6、铲除虐待壮丁的兵役机关!;7、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8、甘肃各族人民永远再不受贪官污吏的挑拨离间、互相残杀!。
至此,起义军声威大振,各地人民自备马匹、武器,前来投军者不绝于道,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5万多人,涉及临洮、康乐、临潭、卓尼等10多个县。
1943年6月17日,各路义军在武都草川崖西井村召开会师大会,起义军人数达10万余人。公推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全部义军整编为3支路军和1个藏兵师,肋巴佛任藏兵师师长。会上决定兵分三路,向延安进发。此后,由于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混入义军的投机分子乘机破坏,在敌人的重兵压境面前,义军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了分裂。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轰动西北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暂告结束。
1943年6月,王万一拒绝敌人的诱降,转入地下,同敌人的“清乡”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被坏人告密,被国民党第十二师抓去,敌人企图从他嘴里得到肋巴佛和其他义军首领的去向,用残酷的刑罚拷问7天之久,但仍一无所获,于1943年9月13日将王万一枪杀在冶力关泉滩,时年38岁。
这场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农民武装斗争,在甘南农民革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43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下,在甘肃南部洮河、渭河、大夏河流域,汉、回、藏、东乡等各族贫苦农民近10万人,先后波及二十多个县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甘南民变”,分十路大军向反动政权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调集七个正规师的兵力和四个保安团及空军进行围剿,起义军经过十多个月的殊死搏斗,但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加之投机分子的破坏和分裂,致使起义在敌人的镇压和瓦解下终于失败了。对于这次农民起义,毛泽东、周恩来、习仲勋等同志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关怀和高度评价:1944年秋,党中央对“甘南民变”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甘南民变”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火种却撒下了,革命的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蒋管区……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风起”。“‘甘南民变’是甘肃人民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1943年4月19日,任谦同志在重庆小龙坎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甘南民变”的情况,周恩来同志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甘南民变”作了具体指示:“‘甘南民变’动手早了,有可能失败,但绝不能投降,应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农民起义的口号只能提:改善役政,改善粮政,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发国难财者,拥护抗战到底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通过任谦传达到了农民起义的一些领导同志,使失败了的农民起义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坚定了追寻共产党继续斗争的信念。“甘南民变”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捕杀人,不少起义首领和骨干被捕被杀,这并没有吓倒为革命而献身的英雄们。参加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纷纷寻找地下党组织,以求得到党的支持和领导。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曾几次指示甘肃省工委书记孙作宾:“‘甘南民变’这个基础对开展甘肃的工作很有利,应尽快派人联系,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大胆开展工作”。同时还指示:“‘甘南民变’的领导和骨干分子,都是国民党要抓要杀的,国民党已替我们考察好了,只要他们寻找党组织要求加入共产党,就大胆吸收”。
王万一起义时用过的刀
震惊全国的甘肃南部农民起义的意义和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重大,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共吸引、钳制了国民党的七个正规军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和青海马步芳的三个团以及四个地方保安团等约七、八万兵力,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减轻陕甘宁边区的压力,支援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反封锁、反摩擦斗争的作用;锻炼和培养了大批的革命骨干。甘南农民起义鼎盛时期,在一些地区,几乎每户农民家庭中都有人参加起义斗争,受到了从事革命斗争、特别是从事武装斗争的锻炼。以“寻找王仲甲等起义领导人,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为主要任务的“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后,这些人也就成了于1947年4月成立的中共甘肃工委领导的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对象。此后,大多数参加过甘南农民起义或与之发生过关系的人基本都加入了陇右地下党、甘肃民盟或陇右人民游击队。陇右地下党和陇右人民游击队的迅猛发展,都是以1943年的甘南农民起义为基础的;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削弱、动摇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反动统治,使反动政府与人民之间、中央派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激烈。1981年1O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了甘南农民起义座谈会,给这次起义作了结论。其要点是:“这次起义虽然不是我党发动和领导的,但和我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次起义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我省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暴斗争的革命行动,是我省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198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又拨专款修建了甘南农民起义烈士纪念碑,以褒扬这次起义的历史功绩。
王万一起义时用过的枪
“甘南民变”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甘肃的黑暗统治,牵动了大量敌兵,从政治、军事上支援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与进攻,提高了甘肃人民的政治觉悟,为建立和发展陇南、陇右地下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打下了群众基础,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战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他们为追求自由和光明、翻身和幸福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事迹,将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缅怀。(作者:王永平)